《圣经》和哲学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与希腊哲学相结合而形成基督教哲学，其秘密在《圣经》与希腊哲学的可比性。因为地域以及希腊哲学的影响，其作者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希腊哲学概念，表明了对希腊哲学的态度。

《旧约》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耶和华的形象。当犹太教的创始者摩西问他的姓名时，耶和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 am）。”“是者”即希腊哲学所致力认识的对象。希腊哲学也反对人神同形同性论，反对偶像崇拜，把最高的、唯一的原则或实体称为神。不过，希腊哲学中的神是“理神”，是理性的化身；而《旧约》里的耶和华是人的理性不能认识的。

在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并向希腊化地区传播的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保罗。保罗抓住了希腊哲学理神论的一个缺陷：非人格的神缺乏宗教信仰所需要的感性特征，人不能崇拜他无法感知的“未识之神”。他进而宣称，希腊人不能认识的神就是他致力于宣扬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和“宣扬你们崇拜但又不认识的神”这两句话，反映出保罗对希腊哲学两种不同态度。基督教一开始就注定要处于与希腊哲学既相反对，又相联结的关系之中。基督教哲学始终贯穿着这一矛盾。

我们知道，在希腊哲学，尤其在斯多亚派学说里，“逻各斯”与“神”是同义词，并且，“逻各斯”又是精神、气息，可以具有一定的形状、形象。后期斯多亚派也把希腊罗马宗教的神说成“逻各斯”的化身。《约翰福音》不是哲学论文，其作者也不是哲学家，但他把耶稣当作“逻各斯”的化身，将“逻各斯”与上帝同一，这就为人通过理性（“逻各斯”）来认识上帝、解释教义开辟了道路。“道”即希腊文“逻各斯”的意译。“道”的概念引入基督教义是基督教哲学史的重要事件。

教父的思想倾向

早期基督教包括使徒时期（公元1世纪）和教父时期（公元2—6世纪）。基督教在教父时期经过经文规范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大一统过程，成立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公教会。公教会（Catholic）这一名称具有“普遍”或“大一统”之义。教父是基督教实现大一统过程中教义的捍卫者、教规的制定者和公教会的组织者。

早期教父大多为护教士。他们的辩护主要针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和思想偏见以及内部异端这样两个目标。护教士的另一个目标是捍卫正统教义，谴责内部异端。“正统”（ortho-doxy）的意思是“正确的信仰”。护教士深信，只有依靠正确的信仰才能得救。错误的信仰使一切礼仪崇拜丧失意义；

护教士在与希腊哲学家遭遇时，往往开展“名分之争”，论证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只是片面的或错误的哲学。把基督教纳入哲学的领域，这是基督教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教父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有两种：一是理性辩护主义，即，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义辩护；一为反理性的信仰主义，这是把基督教信仰与希腊人的理性完全对立起来的立场。

理性辩护主义

早期护教士利用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的相似之处为基督教的权利辩护，同时进一步指出基督教高于希腊哲学的优越之处，论证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被人称为“基督教哲学真正的第一个开端”的护教士查士丁（Justin, 100—165年）首先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在《与蒂尔弗的对话》中，他谈到皈依基督教就是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始终认为哲学的真正使命是探求神圣的真理。

除了现身说法之外，查士丁还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是高于希腊哲学的哲学。基督教虽晚于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但来自耶稣的真传，而耶稣又是圣道的化身，因而基督教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全面、更真实地接受了圣道。或者说，基督教包含着其他哲学以不充分方式认识的因素。查士丁不无自豪地对身属斯多亚学派的罗马皇帝奥勒留宣称：“一切被人们正确说出的东西，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财产。”

希腊教父克莱门特他有这样的评价：“在（希腊）哲学里虽然只有如同普罗米修斯窃取的火种那样微弱的光芒，但也能燃成显示上帝智慧和力量的大火。”

克莱门特并不笼统地使用“哲学”这一概念，“哲学”往往特指希腊哲学，而东方智慧和基督教则被称作“智慧”。希腊文的“哲学”本是“爱智慧”之意，但克莱门特却只把哲学当作知识的总汇。哲学虽然是一切学问的“主妇”，但“智慧就是哲学的女王”。中世纪的神学家后来用“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来概括这种哲学观。

拉丁护教士拉克坦修宣称，真正的智慧与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他试图让读者相信，希腊、罗马人的宗教和智慧相分离，基督教达到了两者的同一。

他承认希腊哲学家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但他们缺乏宗教信仰，企图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求知识，结果无不走入迷途。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智慧和宗教，那么可以在原则上承认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拉克坦修虽然没有明确地引申出这一结论，但已经指明了基督教哲学取代希腊哲学的趋势。

信仰主义

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和哲学家的文化歧视，一些护教士引用《圣经》中反理智主义和反理性骄傲的经文，得出了反理性、反哲学的极端信仰主义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只是反对希腊哲学，而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不只是与哲学比高下，而是突显信仰与哲学的对立。

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在他看来，希腊哲学就是哲学一般，哲学就是异教徒的智慧，哲学家比其他异教徒对基督教更危险。“德尔图良所反对的是哲学，而不仅仅是希腊哲学。他并未像其他护教士那样提倡希腊哲学之外的“野蛮人哲学”或基督教哲学。他毫不含糊地排除了基督教与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不需要探究”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信仰主义立场。德尔图良最后脱离了正统教会而加入异端，这不是偶然的。教会最后采取的是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德尔图良的极端信仰主义的主张。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充分表达了这种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