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Plotinus, 204—270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太一、理智和灵魂为“三个首要本体”。“本体”（Hypostasis /Principle）一词被普罗提诺赋予独特的意义，与过去出现的“是者”、“实体”、“基体”等范畴相区别。普罗提诺所谓本体指最高的、能动的原因，现代人也把它译为“原则”。严格地说，本体并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具体的神。

第一本体“太一”

“太一”（to en /the One）指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太一”这一中译概念取自《庄子·天下》中概括老子学说的一句话：“主之以太一。”如同老子的“道”既是有、又是无一样，太一有肯定和否定两重规定性。肯定地说，太一是善本身。它的善不是伦理之善，而是本体的完善和圆满，或者说，它是生命之源、力量之源。否定地说，太一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万物的总和，而是先于万物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它不能与任何一个有生命、有力量的东西相等同。太一无形式、无德性、无意志、无思想、无意识、无运动、无变化。因为太一不具备多样性，是不可分割的原初的单纯的统一性。一切能肯定的东西都有它的对立面，都是区分和分割的结果，只能归属于“多”，而不是“一”。太一也不是理智的对象，因为理智只能靠概念和范畴去把握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区分才能被定义，因此只适用于能被分割的东西，但不适用于不可分割的太一。总之，太一是不可名状的，不可认识的。

普罗提诺特别强调太一的否定特征，以此说明它超越了“是者”所指示的存在和本质，太一不是一个东西，而是“是者”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东西之所以为是者，首先因为它有某种统一性。在此意义上，他说：正依靠太一，是者才是一个东西。除去太一，是者就不再是什么东西了。……任何东西失去了其所是。这段话表明，普罗提诺意识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最高原则的分歧，他同意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原则，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是者”作为最高原则。

流溢说

普罗提诺虽然没有用过多的概念来规定太一，但却用形象来比喻它。太一时常被喻为“太阳”、“源泉”。按照这些比喻，太一虽然不运动，但却能生成其他本体，这一生成过程被喻为“流溢”。这一比喻有两方面意义：其一，太一的生成并不是主动的创造，创造是一种外求的活动，但太一却是完满自足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更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生成其他本体”。或者毋宁说，流溢是善的自然流露。其二，流溢是无损于自身的生成，正如太阳放射出光芒无损于自身的光辉一样。太一的生成是完善的本性所在，是自满自足、产生外物而又无损于自身。

第二本体“理智”

理智或心灵是最先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的本体，被产生的本体不再保持原初的绝对统一性，它包含着一些原初的区分，因而具有肯定性质，可用最一般的范畴表示它。当然，理智仍然享有太一的统一性，因此，被区分出来的多样性仍然是统一的。如果说太一是绝对的一，理智则是一和多的统一。用柏拉图的语言来说，理智本体是理念型相的领域。

普罗提诺还进一步说明了适用于理智的范畴，它们是：思想和存在、异和同、动和静。以上六范畴基本取自柏拉图的“通种论”。普罗提诺认为，通种只适用于第二本体“理智”，因为它们是区分的产物，不能适用于不能被区分的太一。通种表示的三组区分是最高的理智区分，是区分一切可感物的前提。

第三本体“灵魂”

灵魂从理智中流溢出来。普罗提诺说，理智的流溢是对太一的流溢的模仿。作为第三本体的灵魂即柏拉图所说的世界灵魂，它是一种能动力量。它的能动性表现在变动不居，活跃于各个领域，既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相一致的理智和太一，也可以作用于和自己本性不一致的低级对象。或者说，灵魂既是一，又是多：当它与理智和太一相通时，它复归于原初的统一，因而是一；当它被分割在个别事物之中时，作为推动事物变化的内部动力，它是多。

普罗提诺使用哲学与宗教相混杂的表达方式说，太一、理智和灵魂是三个本体，但又是同一个最高的神。他和其他希腊人一样，相信星辰日月都是神，但他在哲学上却是一神论者。用单数大写的神表示三大本体。用哲学的语言说，神即是一，或是绝对、纯粹的一（太一），或是一和多的统一（理智），或既是多，又是一（灵魂）。就是说，三个本体为同一位神。后来的基督教教父将“本体”译为神的“位格”，把神作为单一实体，引申出上帝“三位一体”的概念。

可感世界

普罗提诺承认在三大本体之外，还有质料。质料没有任何规定性，包括形状的规定性，但质料不是“虚无”，而是“非是者”、非存在。非存在并非一无所有，而是一团漆黑的混沌。排除了事物所有性质之后，事物不成其为事物，剩下的只有质料。正如涂抹一切颜色之后仍有黑色一样，质料并不是完全虚无的状态。

质料和太一是对立的两端，犹如黑暗与光明的对立。正因为如此，由太一发端的流溢终止于质料，犹如光线不能穿越无际的黑暗。然而，灵魂以其活跃的能力，却能与质料相结合，产生出个别的、可感的事物，它们的总和就是可感世界。

人的灵魂

人生活在充满灵魂的可感世界，人的灵魂与周围的灵魂相通，普罗提诺称之为“同情”。这种作用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一种物理（自然）的力量，推动着人的活动。但是，人的灵魂不是完全被决定的。普罗提诺承认人有自主的能力，因为影响人的灵魂的“灵魂”本体处于中间地位：一方面可以上升到最高本体，另一方面可以下降到可感世界。同样，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辨和观照追求神，也可以耽于肉欲而陷入身体不能自拔。应该注意的是，人的灵魂两种相反的能力并不表示自由状态，恰恰相反，它表明灵魂无自我完善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受外部力量的影响。

普罗提诺没有“自由选择”的观念。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志的自由选择表现在人们对“应当做什么”的思虑的结果；按普罗提诺的说法，人不会自觉地思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因为“自觉”和“专注”成反比关系，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时，他不会自觉地思考这件事的性质，正如一个专心读书的人，不会对读书这件事有自觉意识。对他来说，人的灵魂决定做或不做什么时，都不自觉地受到外部灵魂的影响。

灵魂的上升

人的灵魂被禁锢在肉体之中，人的灵魂朝向本体或神的上升活动是摆脱肉体的唯一途径，具有趋善避恶的伦理价值。

灵魂如何回归到神呢？普罗提诺要求通过德性的修养，净化灵魂，经过对神的沉思，最后达到观照神的最高境界。观照使人达到迷狂境界。迷狂是比幸福更强烈、更充实的生命体验，是灵魂出窍、舍弃躯体与至善的太一合一的不可名状、无与伦比的神秘状态。神人合一的思想是普罗提诺给柏拉图主义注入的新内容。

希腊哲学的衰落

公元529年关闭雅典的哲学学校只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希腊哲学业已衰落颓败。希腊哲学的衰败不但有表可征，而且有因可循。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端对希腊哲学的性质做了精彩总结。他认为哲学起源于诧异，哲学家追求非实用的智慧，哲学是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事业。正是这种特有的纯思辨精神，使得希腊人创造出周围民族所没有的文化形态——哲学。尽管希腊哲学也包含非理性因素，具有现实针对性，但它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的沉思和超脱的静观。它的优越性同时孕育着危险。理性思辨或囿于自身领域而维持自足和纯粹，或满足外在需要而与宗教、道德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前一种情况下，纯理性思辨自身不能克服内部争论和冲突，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在后一种情况下，伦理化的哲学一旦不能满足民众的道德追求，就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我们在罗马后期看到的就是希腊哲学各派这样两种结局。学园派和怀疑派的思辨和争辩否定一切普遍的、公正的规范和标准，破坏了一切理论基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树，这种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思潮从内部阻止希腊哲学发展，为知识而求知的自由探索蜕变成为否定而争论的理性自杀。伦理化的哲学也逐渐丧失指导道德实践的功能。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被歪曲为纵欲主义，唯物主义被庸俗化为物质利益至上，成为贵族和富人放纵无度的享乐生活的辩解和安慰。斯多亚派堕落为一种“官方哲学”，他们宣扬的节制、忍让、服从命运、安分守己、尽忠尽责、热爱他人的说教，与罗马统治者残暴、奢侈和争权夺利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斯多亚派学说丧失了道德哲学所必需的实践性和说服力，成为贵族们寄托精神的清谈和空想。至于后起的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修行方式流为迷信和巫术，和各种荒诞的偶像崇拜相掺杂，也不能为哲学理论发展提供动力。事实表明，希腊哲学已丧失了自身的活力，不能作为积极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必须被吸收到另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之中才能保存自身价值。历史证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新兴的基督教。

基督教的兴起是希腊哲学衰亡的外部原因之一。基督教以其素朴的信仰取代繁芜的思辨和论辩，用新的伦理化宗教的理想满足了人们的道德追求，因而在与希腊哲学优胜劣汰的斗争中战而胜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