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一书对当时的豪强贵族和官僚地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论衡》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天人感应、谶纬迷信，而且也指向腐朽的封建官僚政治。王充一生由于贫困和接触下层人民，对人民的疾苦有一些同情的言论。

王充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化，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在精神上更加需要宗教唯心主义，西汉后期发展起来的谶纬迷信，经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提倡，这时已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当时已经成为官方哲学的谶纬迷信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建立起他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体系。

自然观和无神论

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气”一元论，他提出“元气”为天地万物的原始的物质基础。气是和云烟相似的物质，是没有意志的。气的属性是“自然”，“无为”。自然就是说本来如此，无为是针对有为（有目的有意志）而言。这也就是说，自然界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运动变化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王充批判地吸取了老子哲学中自然无为的思想。这正是和董仲舒以来的神学目的论针锋相对的。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把天说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自然界万物说成是天有意创造的。王充强调自然无为，正是要打破这种关于“天”的神秘观点。

王充肯定，人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其他东西有成有灭，人也有生有死；在两汉，唯心主义目的论者为了论证“天人感应”，把人说成是天的副本，说天和人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意志，天和人可以互相感应，因此人在万物中是最高贵的。王充则认为人和自然界的其他东西一样，在其自然属性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由气构成的，就是贵为王侯也是一样。

王充指出，天人感应论者抹杀了天和人的差别，鼓吹“天人合一”，但是天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根本没有意志；而人是动物中具有智慧的东西，有感情欲望，因而才能进行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

王充还说天人感应论者认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是把天当成“农夫桑女之徒”了，是完全和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相违背的。天不是有意地生出五谷丝麻给人作食物和衣服的，就像自然灾害变异并不是天有意识地谴告人一样。王充这种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肯定了自然界的物质性以及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王充还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建立在天人感应目的论基础上的“君权神授”等谶纬迷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发展了无神论思想。

王充对董仲舒以来所宣传的“谴告”说也进行了批判，由于统治者政治上的没落、腐败，因而制造出“谴告”说。这种批判是尖锐的，一针见血的。

王充对于一般的社会迷信如卜筮、祭祀、相信鬼神等，也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的说法。他指出人的精神依靠身体，精神不能脱离身体单独存在，因此人死后不会变成鬼。

王充用唯物主义思想区别天道和人事，从理论上揭露了谶纬迷信的荒谬之处，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沉重地打击了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目的论。

认识论

首先，王充唯物主义地解决了形神关系的问题。他指出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智慧。王充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是因为人禀受了“精气”，精气是物质性的，精气在人的身体内犹如粟米在囊橐（口袋）中。他的这种解释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精气必须依赖人的身体发生作用，离开人的身体，精气也就散亡了，就没有什么精神活动了。虽说人的精神作用离不开身体，但是“精气”却可以离开身体，这样就有给唯心主义利用的可能。这种观点肯定了身体（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派生的，是唯物主义的形神学说。王充的形神学说是对桓谭的唯物主义形神学说的继承和发挥。

王充认为，人要获得认识，首先要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王充重视感觉经验是针对着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他反对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指出圣人不与客观外界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也不能获得知识。

王充重视感觉经验，但他认为仅靠感觉经验也不成。他批评墨子经验论的缺点说：片面地重视感性经验，不注重理性认识（“不诠订于内”，“不以心意议”）。这样也是不能获得真正知识的。墨子根据错误的感觉得出有鬼的结论，就是单凭耳目感觉，把虚假的现象和传说当作事实了。

王充十分注重效验，即实效和验证，他把效验作为判断认识的标准。王充十分注重效验，即实效和验证，他把效验作为判断认识的标准。

王充重视实际经验对于认识的作用。经过实际经验能够熟能生巧，一个普通妇女经过日见日为也能刺绣织锦。相反，如果没有实际经验，不去实践，即使多么聪明也是不会的。

在谶纬宗教迷信盛行的时候，王充的认识论对于反对神学目的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认识论基本上还是朴素的直观的，而且也具有经验论的缺点。他不理解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比较多地强调感觉经验，强调耳闻目见，因此，有时也把假象和不可靠的传说当作事实。

王充在历史观上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了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复古主义者把历史的发展或倒退，完全归结为统治者的好坏，王充则力图从历史的发展中找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他用自然的“天时”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这是从历史的外部寻找历史的动力，认为历史的发展与政治毫无关系，而是由于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因而陷入了宿命论。

王充从现象上观察到了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的经济生活有一些联系。他认为乱世是由于人民不能忍受饥寒，而治世则由于人民能够得到温饱。他对于孟子所主张的仁义，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孟子讲仁义不讲利是虚假的。王充批判孔孟，具有反对正统思想的意义，因此，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一直遭到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的猛烈攻击。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治乱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不可能认识人民的经济生活与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因此，他只看到一些社会现象，并没有理解历史发展的本质。他用自然规律解释历史发展，不能不陷入命定论，他说的“昌衰兴废”也没有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圈子。

王充在人性论问题上，把人性分为三等，有生来就善的人，是中人以上的人；有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有无善无恶，或善恶混的人，是中人。王充企图用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说明人性问题，认为人生之初所禀受的“元气”有厚薄多少的不同，因此人性也就有善恶贤愚的不同。王充虽然认为人性是天生的，而且天生就有善恶的不同，但是他又承认后天的学习、环境对人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中人的作用。王充的这些观点在反对先天的道德论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

命定论

王充哲学的形而上学机械论使他陷入命定论。王充肯定自然界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但他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人不仅能够认识自然界的规律，而且能够运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他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是比较消极的。他的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领域，便成为他的命定论的一个来源。

王充不了解社会的规律和自然的规律的区别，不了解造成富贵贫贱、吉凶祸福的社会原因，他又想给这些社会现象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使用自然界的规律来直接说明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结果陷入了命定论。他把人的富贵贫贱的社会差别说成是禀自然之气而成的。王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他既然不可能否定富贵贫贱的等级差别，就要为这种差别找根据，尽管富贵贫贱不是由“天命”决定的，但也是由“自然之气”甚至是“骨相”决定的。

王充看到自然界的规律是无意志的，自然现象的产生并没有一个有意志的主宰，完全是它自生的，他把这种自生称之为“偶”，即是说偶然自生而没有目的。他把自然规律搬到社会中来，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也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他认为“时”、“遇”、“幸”、“偶”等等偶然机会对于人的地位、财产的升降起决定作用，因而他把这些偶然因素也都看成是命中注定的。王充把偶然性说成是命运的安排，是人们无法逃避的，实际上是把偶然性夸大为必然性了，其结果是教人放弃斗争，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他要人在命运面前完全放弃主观能动性，坐等时机的来临，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把必然性神秘化了。

但是，王充的命定论，否认富贵贫贱和道德品质有联系，则具有反对豪强贵族的政治意义。他的许多抨击，都是说明富贵的官僚贵族不是好人，反映了中小地主和豪强贵族的矛盾，客观上是进步的。但是他用命定论解释社会现象，要人听从命运的安排，其结果将是要劳动人民放弃反抗斗争，所起的作用仍然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