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糟得很的大乱局面。
周礼与正名
孔子认为要制止上述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
所谓“周礼”,就是西周统治者制定的一整套经济、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分封制和世袭制。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以求恢复周礼所制订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
将周礼的根本归纳为正名思想,这样,就使周礼的指导思想更集中、更明确、也更理论化了。
孔子提出的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的礼治德化的两手办法。孔子主张在维持周礼亲亲的原则下,在一定程度内实行“贤贤”作为补充,这种“举贤才”的思想是他对周礼补充和发展的另一点。
一个不仁的人是不能真正理解周礼和实行周礼的。这也就是用德化来进一步充实和加强礼治,而仁就是所谓德化的具体内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系统发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思想最具有特色的地方。
仁
孔子在这里首先说明仁的基本性质和内容,这就是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一旦能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其次说明仁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求仁完全是自觉的,是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靠他人。最后进一步说明求仁的具体条目,也就是仁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要达到仁必须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也就是说,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
其特点是突出强调了从政治的角度理解仁,即只有恢复礼制、巩固礼所制订的政治秩序的行为才能叫做仁。
对统治者这方面来说,即要保持统治贵族的尊严与权威,所谓恭、信、敏正是从这一方面说的。同时又要善于使用人民,不使矛盾尖锐化,所谓宽、惠正是就这一方面说的。仁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也就是礼的作用。
孝和忠是统一的,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实行了孝,因此也就是“为政”,实现了仁的基本要求。
孔子所说的仁的另一个特点是为仁由己而不由人,即具有仁的德性的行为是自觉的、主动的。
孔子宣扬为仁的自觉性,也就是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
自己有某种要求需要满足,也要推想他人也有这种要求需要满足,这也就是所谓“忠”。
即我不愿他人如何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对待他人,这就是所谓“恕”。忠恕的综合是为仁之方,也是仁的本身,所以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实现了忠恕之道,也就是实现了对他人的爱,所以孔子也说仁就是“爱人”。
孔子这里所谓的爱人,字面上虽然是泛指,但实际上并不是指抽象的人,而是指在奴隶社会中处于各种阶级关系中的人,例如君臣、父子、朋友等等。
臣愿意君对他以礼相待,他就应推己及人,自觉地“事君以忠”。而君愿意臣对他尽忠,他也应自觉地“使臣以礼”,这就是孔子所谓忠恕之道的具体意义。
他要求每一个人不管在怎么匆忙仓促和颠沛流离的情况下,都要时时刻刻追求这种成果。有时还应该用生命来实现和保卫仁。
孔子的先验论
他明确提出,有一种人的知识是生来就有的,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而存在的,这种人就是他所谓的尧、舜、文王、周公一类的圣人。他也是明确以继承文王做圣人自命的。
孔关于仁的行为的自觉性、主动性的特点,又是以仁的先验性为基础的。
照孔子看来,一方面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下愚的人并不能变为尧舜。
孔子在认识论上主张“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在思想方法上则宣扬“中庸”思想。
中庸
不走极端和稳定不变,是一切事物正当不移的道理。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孔子中庸思想的要点。
他很推崇尧告诉舜“允执其中”(《尧曰》)的教导。他在认识事物时,要求通过研究这个事物在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就其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之间找出适中合宜的地方。
他认为对于不好的处境要能容忍,对于不好的人也要能有所迁就,采取过激的办法,就会出乱子。
他还明确提出“绝四”的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即不要主观猜测,不要武断和不留余地,不要拘泥和固执成见,不要自以为是和以我为核心。他要求这样灵活,甚至特别着重避免主观,具有一定的辩证法的精神。
他这种中庸的灵活性,完全服从于他所要达到的道义原则。他还说明,有时必须采取权宜甚至表面相反的方法,但这正是维护道义的最好方法,因而这种灵活性是完全必要的。
他所谓的道义原则,系指礼而言,即周朝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与规章制度。他认为中庸的灵活方法、必须完全以周礼作为指导的原则;
总之,在他看来,任何德性都必须以礼作为指导,才能真正成为恰到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成为偏执的过错了。
孔子中庸思想所具有的灵活性,就其目的是维护不变的道来说,这种思想带有形而上学的特点。程颢说:“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遗书》卷十一)程颢在这里正说明了中庸思想所包含的“不易”这一形而上学特点的重要性。但孔子中庸思想的着重点仍在于强调其方法上适度与平和的性质,及运用这种方法时所必须具有的灵活性。
天命
孔子站在对周礼继承和改革的立场,把恢复周礼作为终生志愿,因此他在天命问题上,也持有两重性。
孔子虽然没有把天描绘成能直接发号施令的最高主宰,而将天的人格神的外貌丢掉了,但却保留着天具有最高意志能主宰一切的权威。
孔子心目中的天虽然已不是殷周以来人格神的天,但还保留了天命的主宰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