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仁政
孟子发展和改造了孔丘的“礼治”和“德政”的理论,提出了“仁政”学说。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中心。
他主张用他自己设想的“仁政”措施,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推行封建制度。孟子设想的“井田制”就是国家把土地分给各级官僚地主,即所谓“分田制禄”。然后,由地主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
孟子要限制新兴地主阶级暴发户的经济发展,反对土地买卖、反对开辟荒地、反对实物地租、主张劳役地租等,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思想。
他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滕文公上》)就是说,必须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劳动人民就可能逃亡和起义反抗。孟子把他这种“制民之产”的“仁政”描绘成是一种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
孟子虽说反对开辟荒地扩大私产,然而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也还是比较重视的。他提倡“薄赋敛、深耕易耨”,要人们“不违农时”地进行生产。并且主张要给老百姓以一定的生活上的满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只有做到了这点才是“王道之始”。
孟子的仁政学说,在政治上还主张采用“以德服人”的办法。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他认为,统治者根本不应当讲“利”,不应当把“利”放在第一位。他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意思是如果人人都去追求“利”,那就会损害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孟子通过提倡“仁”、“义”的根本目的,是要人们不后其君,企图用宗法观念以维护封建制的统治秩序。
孟子认为,“兼爱”和“为我”这两种思想都是破坏封建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孟子说,讲“兼爱”就会破坏以“孝”、“弟”等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而讲“为我”则会无视“君主”,破坏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不过孟子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如他说:“民为贵,社稷(土地、政权)次之,君为轻。”
性善论
孟子用来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的抽象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同情心”。
“不忍人之心”孟子也叫做“恻隐之心”。除此以外,孟子认为人人生来都有的天赋本性还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或叫“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就是孟子说明天赋道德观念和论证人性本善的根据。
孟子甚至说,人跟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小,仅仅在于人是有这些“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因此,如果没有这四种“心”,就不能算作人。
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所以也可说就是善的。如果说为人而不善,那完全不是他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于他自己舍弃了这些本性,没有很好地保持住它,绝不能说他本来就没有这些“善”的本性。
孟子从他的天赋“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套修养办法。修养这四种天赋的“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少与外物接触,尽量减少自己的各种欲望。
孟子讲的“性善”,表面上说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共同的“人性”。其实,他所讲的“人性”只不过是把封建地主阶级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把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性,加以抽象化,硬说成是全人类的“人性”而已。
“良知”说和“劳心者治人”
孟子讲的知识、才能,主要是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才能。
他称这种不用学习,不用思虑就具有的知识、才能为“良知”、“良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尽心”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思诚”。在孟子看来“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天的根本法则,而“思诚者人之道也”,忠实地实行“诚”是做人的根本法则。
一切不必依赖于客观存在,而只要主观上做到“诚”,即“明乎善”,那末万事万物就都具备于我心中了,同时也就与“天之道”的“诚”完全相符合了。这在孟子看来,也就是具备了一切做人的知识和才能。
与墨子强调感性认识相反,孟子十分轻视感性认识,特别强调抽象的神秘的理性认识。
在孟子看来,用感官去认识外物只能受外物的蒙蔽,因此也就是“小人”,而用“心”去得到事物的本性才是“大人”。
孟子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理性思维作用,同时也宣扬了宿命论。一切都是由“命”决定的,人只能接受天给你安排好的“命”。人的一切主观努力,都是为了如何不违背“天命”,而能够得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结果,这就叫“正命”。譬如,孟子说,一个懂得“命”的人,他就不去站在将要倒塌的墙下,以免死于“非命”。
从知识、才能来看,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他借古人伊尹的话说:“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万章下》)这是说,“天”生下人类来,就是要使先知先觉的人去开导启发后知后觉的人